岑浩璋教授正式出任香港大學副校長（研究），不僅成為大學管治團隊的關鍵一員，更標誌著他回歸學術生涯的起點。岑教授於香港土生土長，其後於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化學工程學士學位，並於哈佛大學獲得應用物理學碩士及博士學位。香港大學正是他當年以獨立學者身份起步的地方。如今，他帶著國際學術視野與豐富經驗重返港大，矢志引領港大邁向創科新時代。
在是次專訪中，岑教授暢談其願景——既要提升港大的研究實力與全球影響力、啟迪新一代學生、促進跨學科協作，更要鞏固大學連繫香港與世界的橋樑角色。
問：是甚麼驅使你接任港大副校長（研究）？你有何願景與期許？
答：身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我深知香港大學在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心中有著難以取代的地位。有機會重返港大擔此重任，我感到榮幸且意義非凡。研究與創新是香港下一階段發展的核心，能夠參與其中，彷彿正在見證歷史。
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本科時主修化學工程，化學工程師慣以「流動」的視角理解世界。在我看來，香港就如一道管道，一直承載著不同形式的流動：早期是勞工、貨物與人口的流動，後來擴展至專業服務與資本，使香港得以發展成享譽全球的國際金融中心。踏入下一階段，關鍵的流動將是技術、知識與頂尖人才。大學正是此轉型的樞紐，加上港大在亞洲的獨特地位，只要港大發展得好，香港定能更上一層樓。
再者，我是在香港大學開展我的獨立學術生涯的，因此，今次重返港大，確實別有一份親切感。港大為年輕學者提供豐富的資源與機會，我本人亦曾親身受益，對事業發展助益匪淺。能夠在如此關鍵的時刻重回港大，是莫大的榮幸，亦希望此舉能為香港的年輕人帶來一點啟發與鼓舞。
港大已雲集眾多享譽國際的學者與極具潛質的學術新秀。我期待與資深研究人員及青年學者直接交流，了解他們的願景與抱負。頂尖學者來港，是為了創造具深遠影響的研究成果；而學術新秀則希望建立一番輝煌的事業。作為副校長，我的基本職責是確保大學的策略與他們的目標相呼應，為他們清除障礙，並提供足夠的支援，讓我們的學者在國際舞台上盡展所長。
問：你認為港大在研究與創新方面具備哪些獨特優勢？
答：對一所大學而言，其中一項首要之務就是要吸引高質素的學生。港大在基礎研究方面根基深厚，亦匯聚了眾多優秀的本土科學家。近年，諾貝爾獎及菲爾茲獎得主相繼加入港大，進一步印證了我們羅致國際頂尖人才的實力，亦讓港大得以從全球招攬頂尖的學生、博士後研究員及科研人才。這個國際人才庫，正是推動香港未來發展的核心引擎——透過研究、科技與人才培育，引領香港邁步向前。
問：你認為未來應聚焦哪些特定學科範疇？
答：傳統學科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，因為當今全球面對最迫切的挑戰，本質上都是跨學科和多面向的。
港大的最大優勢是其綜合型大學的定位。我們既有歷史悠久的傳統學院，亦有新成立的跨學科學院，如計算與數據科學學院、未來媒體學院及生物醫學工程學院等。多元學術領域的並存與融合，正是回應未來社會需求的關鍵。
人工智能的出現，降低了進入傳統領域的門檻，讓非專家亦能參與有意義的跨學科協作。以醫療領域為例，一位醫生未必需要深厚的工程學知識，也能借助人工智能工具，有效參與新醫療技術的研發。與其墨守百年來的學科框架，我們更應善用這些工具，推動各領域之間的深度合作。
問：你計劃如何強化這些優勢並擴大港大的全球影響力？
答：雖然很多構想仍有待與大學管理層及校務委員會深入商討，但我相信港大必須善用其獨特的領導地位，精益求精。香港大學在本地及亞洲已是享負盛名的頂尖學府，但要真正引領全球，港大必須發揮影響力，為世界帶來更深遠的貢獻。
我們希望牽頭推動具全球影響力的研究項目，促進跨院校協作，透過科研創造知識，長遠造福世界。
此外，我們應跨越學科界線，連結不同範疇，包括藝術、人文、法律及商學等非科學領域的專家，以進一步擴大我們的影響力。港大向來是香港城市發展的堅實後盾；隨着香港邁入新時代，港大必須確保這座城市繼續發揮橋樑作用，連繫世界，創造深遠價值。我們今日的聲望，有賴前人的付出與遠見；我們的使命，是延續這份基業，讓未來的師生也能共享其成。
問：你如何看跨學科研究在當今研究環境中的價值？
答：我個人的學術歷程橫跨多個領域。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本科主修化學工程，在哈佛完成應用物理學博士學位，其後在港大機械工程系展開學術生涯，繼而涉足生物醫學工程、化學及材料科學。我對微流控與軟物質的研究，也涵蓋物理、化學、生物與工程學。
以前，跨領域的研究人員常有一種身份危機，因為傳統的資助機構傾向支持狹隘的單一學科項目。若你申請物理學經費，他們或會質疑你不夠「物理」！幸而，學術生態已經轉變。如今，「以問題為導向」的研究在學界已獲廣泛認同與肯定，而這類研究本質上幾乎必然是多領域的。
問：你將如何在新崗位上推動基礎研究與轉化研究？你認為應如何讓兩者並行不悖？
答：首先，我認為最重要的，是分辨研究的好壞，而非糾結於它是「基礎」還是「應用」。對我而言，所謂「基礎」與「應用」，只是研究價值鏈上的不同階段。今天視為基礎的研究，明天或許就是下一代的關鍵技術。我期望政府、資助機構與業界夥伴都能認同這一點，從而在整個價值鏈中，為不同的研究項目提供充分而持續的支持。
問：你認為政府的政策，加上當前整個創科生態的發展，是否正為研究人員及各大學締造更有利的環境？
答：香港正處於研究與創新發展前所未見的蓬勃時期，而且勢頭未減。無論是香港特區政府還是中央人民政府，都希望全力打造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新引擎。因此，培育與招攬人才投入研究與創新，已成為重中之重。這個方向，體現在已納入國家「十五五」規劃的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計劃中，而此項令人振奮的規劃，明確強調高等教育、研究、創新、產業與夥伴合作的重要性。當政府確立了明確的戰略方向，政策措施便會陸續出台；而能夠及早對接者，便能乘勢而上，走得更快更遠。
當世界許多學術重鎮正面對經費緊縮、支援減少或製造業整合的困境時，香港卻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。政府和私人企業對研究的投資正穩步增加，我們亦緊鄰龐大的產業供應鏈與市場，同時積極向全球招攬科研人才。對任何有志投身科研發揮影響力的人來說，香港有著不能錯過的機遇——而港大，正站在這股浪潮的最前端。
問：你對研究誠信與倫理的重要性有甚麼看法？
答：研究誠信與倫理，是學術的根本。失去嚴謹的道德標準，便會失去公眾的信任——而公眾信任，正是高等教育與研究得以蓬勃發展的土壤。
科學前進的每一步，都建基於社會對發現與技術突破的信任。一旦缺乏適當的規範與負責任的操守，新的研究發現便會受到質疑，知識創造將寸步難行，寶貴的公共與院校資源亦會白白耗費。唯有秉持研究誠信，方能確保我們的工作具公信力與影響力，並且無愧於公眾的託付。
問：港大將如何繼續孕育創新與創業文化，以擴大影響力，惠及社會？
答：港大是一個強大的平台，雖然我們的實體空間、資金與人力終究有限，但抱負卻是無限的。這讓我們回到「管道」的比喻——正因如此，像香港這樣的地方，其價值並不在於版圖的大小，而在於它能夠讓價值往來流通，無遠弗屆。
我們的角色，是提升、賦能並豐富這些流動的速度與本質。除了傳統的學術出版，我們正透過新成立的HKU RISE融合研究（Research）、創新（Innovation）、策略協作（Strategic Partnerships）及創業支援（Entrepreneurship），進一步拓展初創企業、新技術、專利、商標與策略夥伴關係等多元路徑。當然，並非每個構想或企業都必須在校園內誕生或長留港大。研究人員、企業家或業界夥伴來到港大，獲得啟發，共同創造解決方案，然後在其他地方建立事業，這依然是港大對全球生態系統的巨大貢獻。有效的管道，所能觸及的範圍本質上並無界限。
問：學生在你的研究與創新願景中扮演怎樣的角色？
答：學生是大學的重要持份者。在大學裡面，知識的創造與傳授是同時發生的，而研究就是創造知識的過程。
我希望每位學生，不論本科生或研究生，都有機會親身見證、參與並貢獻於前沿研究。想像一下，若學生能與科學家並肩工作，共同成就一項突破性發現，這份經歷所帶來的回報實在難以言喻，而由此孕育的視野與熱情，更可能影響他們往後的人生規劃。因此我深信，讓學生直接參與全球研究項目，是我們所能提供最具啟發性的教育體驗。
問：那當初是甚麼吸引你投身科學與工程？
答：小時候，我曾夢想成為律師，但很快便發覺劍拔弩張的法庭辯論不太適合自己。從醫是香港另一條熱門出路，不過，我很早便知道自己不太想接觸血！
我自小對科學深感興趣，成績也不錯，後來，我意識到工程學的思維能提升量化分析能力與解難技巧。這些核心技能，在任何行業都非常受用。
當我真正投入工程研究後，才體會到那種獨特的滿足感。從事研究，讓我有機會探討人類歷史上從未有人解答的問題，同時直接回應現實世界的挑戰。這種發現所帶來的喜悅，可說是無可比擬。
問：從事研究總需要面對失敗，你認為這些挫折能如何讓研究人員成長？你能以自身經歷為例，分享如何從失敗中獲益嗎？
答：失敗的普遍定義是：你有一個既定目標，但未能實現。那是大眾一般理解的失敗。然而，有時候我們從失敗中仍能獲益良多。所學到的，或許是如何在下一次更有效地達成目標，又或許是讓你重新審視和調整對結果的期望。我認為這些經驗都能轉化為日後取得更大成就的養分。
我個人的例子，來自普林斯頓大學三年級時初次從事研究的經歷。那時，我在兩位頂尖教授的指導下進行獨立研究項目。他們要我研究一種名為「界面活性劑」的小分子如何在金屬表面排列，以及它們能否減緩金屬的腐蝕。我的任務是呈現界面活性劑分子在金屬表面的排列模式。那是一項近乎不可能的任務，因為此前從未有人成功。
事實上，當時我每天都在經歷失敗。連續九個月，我每天從早上工作到凌晨一兩點，卻沒有任何可展示的成果。有時我看到一些跡象，以為有所發現，但最終證實只是偽影。然而，在九個月後，我終於看到了前人從未見過的畫面。那一刻的喜悅與自豪，實非筆墨所能形容。我確信，除了研究之外，沒有其他工作能帶給我同樣的滿足感。也正因如此，我其後決定報讀研究院，投身科研。
問：擔任副校長後，你是否需要擱下自己的研究工作？你如何在學者與大學管理人員兩個角色之間取得平衡？
答：我此前擔任過大學主管人員，已按需要重新調整自己的研究活動，這需要與研究團隊、合作者及業界夥伴持續協調。
雖然日常參與研究的時間有所減少，但行政職務帶來了更宏觀的全局視野與策略優勢。從院校層面統籌研究與創新，拓闊了我的眼界，讓我能以更具策略性的方式，為自己的實驗室選擇研究方向。行政思維與學術思維，最終能相輔相成。
問：在工作以外，你會如何放鬆自己？
答：時間許可的話，我喜歡跑跑步，或慢跑一下。但最重要的，還是盡量抽時間陪伴家人。
我有一個14歲的兒子和一個12歲的女兒。他們經常問我一些有趣又出乎意料的問題。每當我發現自己無法簡單地回答時，便會意識到，或許我對那個課題的理解並不如想像中透徹。於是我們便一起尋找答案，這對我而言是有趣而珍貴的親子時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