岑浩璋教授正式出任香港大学副校长（研究），不仅成为大学管治团队的关键一员，更标志着他回归学术生涯的起点。岑教授于香港土生土长，其后于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化学工程学士学位，并于哈佛大学获得应用物理学硕士及博士学位。香港大学正是他当年以独立学者身份起步的地方。如今，他带着国际学术视野与丰富经验重返港大，矢志引领港大迈向创科新时代。
在是次专访中，岑教授畅谈其愿景——既要提升港大的研究实力与全球影响力、启迪新一代学生、促进跨学科协作，更要巩固大学连系香港与世界的桥梁角色。
问：是什么驱使你接任港大副校长（研究）？你有何愿景与期许？
答：身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，我深知香港大学在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心中有着难以取代的地位。有机会重返港大担此重任，我感到荣幸且意义非凡。研究与创新是香港下一阶段发展的核心，能够参与其中，仿佛正在见证历史。
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时主修化学工程，化学工程师惯以 ‘流动’ 的视角理解世界。在我看来，香港就如一道管道，一直承载着不同形式的流动：早期是劳工、货物与人口的流动，后来扩展至专业服务与资本，使香港得以发展成享誉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。踏入下一阶段，关键的流动将是技术、知识与顶尖人才。大学正是此转型的枢纽，加上港大在亚洲的独特地位，只要港大发展得好，香港定能更上一层楼。
再者，我是在香港大学开展我的独立学术生涯的，因此，今次重返港大，确实别有一份亲切感。港大为年轻学者提供丰富的资源与机会，我本人亦曾亲身受益，对事业发展助益匪浅。能够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重回港大，是莫大的荣幸，亦希望此举能为香港的年轻人带来一点启发与鼓舞。
港大已云集众多享誉国际的学者与极具潜质的学术新秀。我期待与资深研究人员及青年学者直接交流，了解他们的愿景与抱负。顶尖学者来港，是为了创造具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；而学术新秀则希望建立一番辉煌的事业。作为副校长，我的基本职责是确保大学的策略与他们的目标相呼应，为他们清除障碍，并提供足够的支援，让我们的学者在国际舞台上尽展所长。
问：你认为港大在研究与创新方面具备哪些独特优势？
答：对一所大学而言，其中一项首要之务就是要吸引高质素的学生。港大在基础研究方面根基深厚，亦汇聚了众多优秀的本土科学家。近年，诺贝尔奖及菲尔兹奖得主相继加入港大，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罗致国际顶尖人才的实力，亦让港大得以从全球招揽顶尖的学生、博士后研究员及科研人才。这个国际人才库，正是推动香港未来发展的核心引擎——透过研究、科技与人才培育，引领香港迈步向前。
问：你认为未来应聚焦哪些特定学科范畴？
答：传统学科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，因为当今全球面对最迫切的挑战，本质上都是跨学科和多面向的。
港大的最大优势是其综合型大学的定位。我们既有历史悠久的传统学院，亦有新成立的跨学科学院，如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、未来媒体学院及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等。多元学术领域的并存与融合，正是回应未来社会需求的关键。
人工智能的出现，降低了进入传统领域的门槛，让非专家亦能参与有意义的跨学科协作。以医疗领域为例，一位医生未必需要深厚的工程学知识，也能借助人工智能工具，有效参与新医疗技术的研发。与其墨守百年来的学科框架，我们更应善用这些工具，推动各领域之间的深度合作。
问：你计划如何强化这些优势并扩大港大的全球影响力？
答：虽然很多构想仍有待与大学管理层及校务委员会深入商讨，但我相信港大必须善用其独特的领导地位，精益求精。香港大学在本地及亚洲已是享负盛名的顶尖学府，但要真正引领全球，港大必须发挥影响力，为世界带来更深远的贡献。
我们希望牵头推动具全球影响力的研究项目，促进跨院校协作，透过科研创造知识，长远造福世界。
此外，我们应跨越学科界线，连结不同范畴，包括艺术、人文、法律及商学等非科学领域的专家，以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影响力。港大向来是香港城市发展的坚实后盾；随着香港迈入新时代，港大必须确保这座城市继续发挥桥梁作用，连系世界，创造深远价值。我们今日的声望，有赖前人的付出与远见；我们的使命，是延续这份基业，让未来的师生也能共享其成。
问：你如何看跨学科研究在当今研究环境中的价值？
答：我个人的学术历程横跨多个领域。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主修化学工程，在哈佛完成应用物理学博士学位，其后在港大机械工程系展开学术生涯，继而涉足生物医学工程、化学及材料科学。我对微流控与软物质的研究，也涵盖物理、化学、生物与工程学。
以前，跨领域的研究人员常有一种身份危机，因为传统的资助机构倾向支持狭隘的单一学科项目。若你申请物理学经费，他们或会质疑你不够 ‘物理’！幸而，学术生态已经转变。如今， ‘以问题为导向’ 的研究在学界已获广泛认同与肯定，而这类研究本质上几乎必然是多领域的。
问：你将如何在新岗位上推动基础研究与转化研究？你认为应如何让两者并行不悖？
答：首先，我认为最重要的，是分辨研究的好坏，而非纠结于它是 ‘基础’ 还是 ‘应用’ 。对我而言，所谓 ‘基础’ 与 ‘应用’ ，只是研究价值链上的不同阶段。今天视为基础的研究，明天或许就是下一代的关键技术。我期望政府、资助机构与业界伙伴都能认同这一点，从而在整个价值链中，为不同的研究项目提供充分而持续的支持。
问：你认为政府的政策，加上当前整个创科生态的发展，是否正为研究人员及各大学缔造更有利的环境？
答：香港正处于研究与创新发展前所未见的蓬勃时期，而且势头未减。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还是中央人民政府，都希望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引擎。因此，培育与招揽人才投入研究与创新，已成为重中之重。这个方向，体现在已纳入国家 ‘十五五’ 规划的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计划中，而此项令人振奋的规划，明确强调高等教育、研究、创新、产业与伙伴合作的重要性。当政府确立了明确的战略方向，政策措施便会陆续出台；而能够及早对接者，便能乘势而上，走得更快更远。
当世界许多学术重镇正面对经费紧缩、支援减少或制造业整合的困境时，香港却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政府和私人企业对研究的投资正稳步增加，我们亦紧邻庞大的产业供应链与市场，同时积极向全球招揽科研人才。对任何有志投身科研发挥影响力的人来说，香港有着不能错过的机遇——而港大，正站在这股浪潮的最前端。
问：你对研究诚信与伦理的重要性有什么看法？
答：研究诚信与伦理，是学术的根本。失去严谨的道德标准，便会失去公众的信任——而公众信任，正是高等教育与研究得以蓬勃发展的土壤。
科学前进的每一步，都建基于社会对发现与技术突破的信任。一旦缺乏适当的规范与负责任的操守，新的研究发现便会受到质疑，知识创造将寸步难行，宝贵的公共与院校资源亦会白白耗费。唯有秉持研究诚信，方能确保我们的工作具公信力与影响力，并且无愧于公众的托付。
问：港大将如何继续孕育创新与创业文化，以扩大影响力，惠及社会？
答：港大是一个强大的平台，虽然我们的实体空间、资金与人力终究有限，但抱负却是无限的。这让我们回到 ‘管道’ 的比喻——正因如此，像香港这样的地方，其价值并不在于版图的大小，而在于它能够让价值往来流通，无远弗届。
我们的角色，是提升、赋能并丰富这些流动的速度与本质。除了传统的学术出版，我们正透过新成立的HKU RISE融合研究（Research）、创新（Innovation）、策略协作（Strategic Partnerships）及创业支援（Entrepreneurship），进一步拓展初创企业、新技术、专利、商标与策略伙伴关系等多元路径。当然，并非每个构想或企业都必须在校园内诞生或长留港大。研究人员、企业家或业界伙伴来到港大，获得启发，共同创造解决方案，然后在其他地方建立事业，这依然是港大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巨大贡献。有效的管道，所能触及的范围本质上并无界限。
问：学生在你的研究与创新愿景中扮演怎样的角色？
答：学生是大学的重要持份者。在大学里面，知识的创造与传授是同时发生的，而研究就是创造知识的过程。
我希望每位学生，不论本科生或研究生，都有机会亲身见证、参与并贡献于前沿研究。想像一下，若学生能与科学家并肩工作，共同成就一项突破性发现，这份经历所带来的回报实在难以言喻，而由此孕育的视野与热情，更可能影响他们往后的人生规划。因此我深信，让学生直接参与全球研究项目，是我们所能提供最具启发性的教育体验。
问：那当初是什么吸引你投身科学与工程？
答：小时候，我曾梦想成为律师，但很快便发觉剑拔弩张的法庭辩论不太适合自己。从医是香港另一条热门出路，不过，我很早便知道自己不太想接触血！
我自小对科学深感兴趣，成绩也不错，后来，我意识到工程学的思维能提升量化分析能力与解难技巧。这些核心技能，在任何行业都非常受用。
当我真正投入工程研究后，才体会到那种独特的满足感。从事研究，让我有机会探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解答的问题，同时直接回应现实世界的挑战。这种发现所带来的喜悦，可说是无可比拟。
问：从事研究总需要面对失败，你认为这些挫折能如何让研究人员成长？你能以自身经历为例，分享如何从失败中获益吗？
答：失败的普遍定义是：你有一个既定目标，但未能实现。那是大众一般理解的失败。然而，有时候我们从失败中仍能获益良多。所学到的，或许是如何在下一次更有效地达成目标，又或许是让你重新审视和调整对结果的期望。我认为这些经验都能转化为日后取得更大成就的养分。
我个人的例子，来自普林斯顿大学三年级时初次从事研究的经历。那时，我在两位顶尖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独立研究项目。他们要我研究一种名为 ‘界面活性剂’ 的小分子如何在金属表面排列，以及它们能否减缓金属的腐蚀。我的任务是呈现界面活性剂分子在金属表面的排列模式。那是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，因为此前从未有人成功。
事实上，当时我每天都在经历失败。连续九个月，我每天从早上工作到凌晨一两点，却没有任何可展示的成果。有时我看到一些迹象，以为有所发现，但最终证实只是伪影。然而，在九个月后，我终于看到了前人从未见过的画面。那一刻的喜悦与自豪，实非笔墨所能形容。我确信，除了研究之外，没有其他工作能带给我同样的满足感。也正因如此，我其后决定报读研究院，投身科研。
问：担任副校长后，你是否需要搁下自己的研究工作？你如何在学者与大学管理人员两个角色之间取得平衡？
答：我此前担任过大学主管人员，已按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研究活动，这需要与研究团队、合作者及业界伙伴持续协调。
虽然日常参与研究的时间有所减少，但行政职务带来了更宏观的全局视野与策略优势。从院校层面统筹研究与创新，拓阔了我的眼界，让我能以更具策略性的方式，为自己的实验室选择研究方向。行政思维与学术思维，最终能相辅相成。
问：在工作以外，你会如何放松自己？
答：时间许可的话，我喜欢跑跑步，或慢跑一下。但最重要的，还是尽量抽时间陪伴家人。
我有一个14岁的儿子和一个12岁的女儿。他们经常问我一些有趣又出乎意料的问题。每当我发现自己无法简单地回答时，便会意识到，或许我对那个课题的理解并不如想像中透彻。于是我们便一起寻找答案，这对我而言是有趣而珍贵的亲子时刻。
